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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主义”的迷惑“美丽新世界”会成为现实(3)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福山改变了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宽容态度 福山的“药方” 与赫拉利一样，福山转而对现代科技充满警惕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维护他构建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改变了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宽容态度
福山的“药方”
与赫拉利一样，福山转而对现代科技充满警惕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维护他构建的“历史终结论”，即使在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为他的那本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新版序的时承认自己当年尚在雾里看花，但他还是强调说：“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基本正确。”
但很多观察者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表15年之后，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严重危机。如果单就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来看，福山后来也承认，信息技术的革新虽然分散了权力，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进一步具体到生物技术，他说：“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面对威胁，福山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即应当使用国家权力去监管它。而如果事实证明它超出了一国权力的管辖，那么就需要在国际基础上监管它。
在他看来，这是一条中间道路，因为在使技术仍旧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人的过程中，既不可能允许一切，也不可能禁止有前景的研究。
为此，他甚至批评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内掀起的那股解除经济领域国家管制的风潮，这种风潮从航空业蔓延到通讯业，乃至进一步缩小政府的规模与管辖的范围。他认为，“这种对管制的条件反射式的厌恶，是将人类生物技术置于政治管辖之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这一点上，这位自由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了矛盾性。
但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他对信息技术是网开一面的，当时他认为，信息技术带来许多社会进步，而相关的危害却是微量的。
但到2021年年初的时候，福山改变了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宽容态度。在年初的《外交事务》上，他撰文呼吁，要从科技中拯救民主，终结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信息垄断 。
此时，全球还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笼罩，美国更是深陷疫情肆虐之中。福山注意到，美国经济正在发生众多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增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转移到线上，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和推特（Twitter）这些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就已经很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变得更加强大了。”
互联网技术为人们带来了便利，但福山提醒说，这类带有主导性的企业的出现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对政治沟通的强大控制力值得警惕。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包括数字化垄断、大数据滥用，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社交网络上以信息战的方式全方位展开时，都令福山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对市场竞争的破坏以及传统权力运行的威胁充满担忧。他注意到，与传统公司不同，大型互联网公司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的是市场本身，他们能轻易破坏竞争扭曲市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经济危害更加严重。”福山说：“这些平台积聚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它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左右选举。”赫拉利也对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字独裁而忧虑，他认为当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时，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会如草芥般无足轻重。
过去几年中，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信息技术领域的管控，比如，欧盟试图对这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实施反垄断法，美国也逐渐改变温和的态度，从2019年开始，美国开启了对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Facebook四大科技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并对四大公司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在福山看来，制约大型互联网平台权力最显著的方法仍是加大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但在加大市场竞争上，他却悲观地看到，美国和欧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标准石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那样拆分Facebook或谷歌。
而在加强政府监管层面，他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他悲观地称：在美国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监管却不太可能奏效。他以广播电视的鼎盛时期举例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了公平原则，要求网络在政治问题上保持“平衡”报道。共和党人却声称这些网络并不公平，它们对保守派有偏见，在他们无情的攻击下，联邦通信委员会于1987年废除了这一公平原则。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zonghexinwen/2021/1028/8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