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走向黄老道家——文子思想简议(2)

“四经”则典型地体现了《文子》和黄老道学的包容性。《文子》对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成为黄老道学的重要特征。老子对儒家将“仁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不以大道为本的仁义并非长久之道，这种仁义道德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所以《老子·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文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观念，但他同时认为德、仁、义、礼的辅助功用值得重视，因而提出了“四经”之说。《文子·道德》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所谓“四经”，就是德、仁、义、礼，文子认为它们也包含在大道之内。治理国家应当因应时势和世事，从实际出发，按步骤循序渐进，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离不开德、仁、义、礼“四经”的作用。文子把世道区分为“至德之世”和“衰乱之世”。《文子·下德》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仁义未必能够治本，但完全可以先用来治标。文子认为“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所以社会治理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文子·上仁》又说：“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文子没有把道家“深刻”的道德与儒家“浅薄”的仁义礼智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仁义礼智作为治理“衰乱之世”的必要的辅助手段，认为它们同样是治理国家的纲纪。

可见“四经”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文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包容和汲取。文子认为，如果否定“四经”，就会失道，就会带来“下怨”“下争”“下暴”“下乱”的恶果，进而导致国家衰败、灭亡。《文子·道德》云：“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以“道”统领“德”“仁”“义”“礼”，明确地融道、儒于一炉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当是第一次出现。

文子的活动年代虽然与孔子大致同时，但其思想产生影响却是战国中、后期的事。而汉唐时期，则是文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东汉学者王充对文子推崇备至，他在《论衡·自然》篇中将文子与老子相提并论，赞叹道：“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在唐代更是地位显赫。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从此《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与《老子》（又名《道德真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被视为道教的四大经典。

《文子》体现了黄老道家经世致用的特征。所谓黄老道家，主要是将老子思想与托名于黄帝的儒、法、阴阳、墨诸家有关思想结合，而其基本观念，则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无为而治”思想，不过黄老道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清人孙星衍在《问字堂集·文子序》中说：“黄帝之言，述于老聃；黄老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清人洪亮吉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序》中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内及宫阃，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老子和文子，与孔子及其弟子颜回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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