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

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的。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⑤波普尔攻击这种观点是“经济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这种经济历史循环论是“由于把象我们在物理学或天文学方面所认识的科学预测同能够约略预言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主要倾向的大规模的历史预言二者混淆起来而产生的。这两种预言很不同，前者的科学性质决不是后者的科学性质的论据”⑥。波普尔认为，历史要做的是理解各种具体事件，这些事件并不能象化学实验室那样可以反复多次；有关历史的各种理论并不是科学的，也不象规律。按照波普尔的看法，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经济作为历史上的一切事件的基本决定因素，并以此为根据而作出历史预测的。这个理论本身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它也显然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应该被放弃了。历史进程似乎证明它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一个没有阶级的新社会的到来并未发生。马克思的历史规律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而不过是他的历史哲学而已，这种历史哲学是以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颠倒为根据的。最后，波普尔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于他的道德激进主义，他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他写道：“无可怀疑，他的宗教影响的秘密在于他的道德的号召力，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以一个道德的批评而发生效力。”⑦民主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推崇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首先是因为波普尔诋毁和攻击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就连波普尔本人也看到这一点。1975年，他在接受《奥地利新闻报》记者的采访时，指出，《批判理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用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论证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由”。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艾赫列尔声称：“长期以来卓有成效的经验要求我们至少部分地拒绝关于那个可以认识和可以科学地表达出来的、决定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的观念”，另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盖尔声称：“不要相信什么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历史有朝一日会实现我们的愿望，也不要相信从这个被崇奉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工人使命的作用，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前进”。自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来，资产阶级学者一直在攻击它。列宁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攻击的阶级意义，他写道：“这种‘意义’就在于资产阶级的绝望及其‘蔑视主义，……对科学分析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拒绝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内容。”⑧民主社会主义者们认为，“在任何历史决定论中，无论从唯物主义观点，还是从形而上学观点、经济观点、哲学观点、宗教观点来论证，都隐藏一种危险，这就是在政治实现中把人变成一种工具”。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理论，使人们没有任何自觉的历史活动的余地，不容许自由和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是“命定的”、“不自曲的”和“反民主的”。或者是主观愿望的社会主义，因而是民主的；或者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因而是不民主的，二者必择其一，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们的逻辑。列宁早就察觉了他们的攻击，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好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⑨列宁的论断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和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历史决定论不会导致宿命论和消极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q《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嗲们企图借助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来诋毁科学社会主义，这只能迷惑那些对自由与必然、主观愿望与历史规律的辩证法不大熟悉的人们。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反对社会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主张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道德基础。卡尔·施密特认为：“完全清楚，甚至于对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最好分析，也无法说出，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只有伦理准则，对信教的人来说，只有宗教启示，才能使他们认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不论是社会主义理想本身，还是达到这种理想的手段，都应当不以现存社会内部成熟的实际趋势为根据而推论出来，而应当遵循伦理、宗教和其他价值学说推论出来。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道德论证，而是否定企图把这种道德论证看作是解决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方法。因为道德领域并非自律意志领域，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⑩。由此可见，道德准则、道德理想在理论方面也服从决定论原则，而在实践方面则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来决定的。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靠援引善和正义这些“永恒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靠揭示那些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论证。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具有“伦理学的根据”，也不需要这样的根据。米来来米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还“批判”了与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相联系的乌托邦主萎三萎义，提出了与试错法相适应的“逐步的社会工程”。．来米米米波普尔认为，乌托邦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逻辑结果，因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有规律，人们可以预言未来。这样人们就可以预言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的理想，并认为这个预言是科学的、会实现的。波普尔说，乌托邦主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危害，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建，就必然导致否定个人自由的专政，它以“抽象利益”的狂热使人们忽视鼻子底下的具体的罪恶，用编织美丽世界的幻梦来代替解除人类现实的苦难。波普尔认为，他的“逐步的社会工程”是与历史决定沦的乌托邦主义相对立的。乌托邦主义从总体主义出发提出了“总体的”社会设计，设计出一种永恒的、终极的，但实际上完全是“空想的”理想社会蓝图。而他的“逐步的社会工程”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的”、“切实可行”的改造，遵循试错法，即不断提出尝试性的改革理论，不断清除错误，小改小革，不求获得最终的、全面的解决。他说，渐进工程师也许抱有把社会看作“总体?’的某些理想，但他并不相信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重新设计的那种方法。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渐进工程师知道我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波普尔的上述思想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者们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是“空想的最终目的”，它与暴力和反民主精神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批判理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一书的作者断言：“空想的最终目的与暴力彼此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来克服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因为空想的方案只有在实现这一方案的长途中、社会目的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所以，制止会使空想的目的遭受损害的偏向和变更，是试图实现这一空想的必然结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借以按照‘一般固定计划进行改造’的空想的或者人间天国说的社会工程学，除无上权威外，还必须通晓一切，不容许公开批评，没有发生谬误的可能。”这完全是波普尔批判所谓乌托邦主义的口一62一 q《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p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很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申明：“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④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波普尔的“逐步的社会工程”反对任何“总体的”社会设计，实际上就是反对把社会制度的变革作为最终目的。很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公开宣传这样一种思想，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需要对运动的最终目标作任何严密的表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伊森巴赫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任务》，他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不想力求实现某种社会制度作为最终目的，而且，他们就没有最终目的。”奥地利社会党人泽尔内茨说：“既然发展过程是不问断的，因此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这在方法论上是不正确的”。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有无目的的运动。宣称“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了政治运动的明确目的，而只是在这个口号下以运动的另一个目的取代了原有目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非常清楚，抛弃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微小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上书作者就企图论证改善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号的这个运动的基本目的。他们写遭：“人需要有目的的理想，也应当有关于‘美好社会’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应当致力于改善现有制度，……而且对于社会的具体缺陷的认识和克服这些缺陷的斗争，可能比对未来的抽象认识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波普尔认为：“零星工程的蓝图是比较简单的蓝图，是一种逐步改革个别制度或个别机构的蓝图。”@同样地，民主社会主义者们主张在“体制范围内”实行改革，不引起政治上的动乱，不引起经济上的灾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罗茨说：“谁想改造或者摧毁体制，他就不要期望能通过温和手段、民主方式和议会道路得到成功。”70年代，社会民主党明确地把“生活质量”的观念作为在更加人道的基础上“健康地”组织生活的纲领提出来，这同波普尔的“零星工程的蓝图”如出一辙。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把“生活质量”观念解释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他们千万百计证明“生活质量”观念是正宗的，其主要部分早就包含在哥德斯堡纲领和40一50年代其他纲领中了。这些纲领曾宣布，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成为“意识到启己的尊严和权利的自由人”，而不是“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好、有好医生为之服务的机器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方式依赖于生产方式并受其制约，个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观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革命性改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责任编辑：李申)注：①②@渡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参阅全书，第3、68页。③④波普尔：《开放社台及其敌人》第1卷，第3页I第2卷，第102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⑥⑦波酱尔：《开放社会与开放社会的经济》第2卷，纽约．哈珀火炬丛书1963年版，第85—86、221页。⑧《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2页。⑨《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页．⑩《马克思恩怡斯选集》第l卷，第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77页。 q《社会科学》1．9093年第10期》～63—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与人性科学．陈宇光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研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文章比较多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对于柯氏历史哲学的本质内涵则少有涉及。本文试图从柯氏历史哲学与人性科学之问的关系，揭示柯氏历史哲学的本质内涵。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系统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学术界常把这部书视为探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哲学著作。我国不少学者认为，柯氏的“主要工作只限于对史学进行思想方法的与知识论的考察”①。柯氏建构历史哲学体系，标志着“历史哲学研究由探讨历史本体论转换到历史认识论上”②。柯氏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认识的可能性进行了哲学思考，并就历史学如何获得真正的知识作了逻辑论证，这就“基本上奠定了历史学的认识论的基础”③。对于这种通行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苛同。依笔者所见，《历史的观念》一书乃是一部研究人性的历史哲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氏的历史哲学不失为一种探索人性、实现人的自我认识的、富有建设性的有益尝试。诚然，柯氏的历史哲学具有浓重的认识论色彩。一如柯氏的得意门生诺克斯所言，这部书“迫使哲学家们注意由历史的存在而造成的认识论问题”④。柯氏的历史哲学切入于历史认识论，并讨论过历史方法论问题，但柯氏只是把它看作为“一种研究或探讨”。从其一64一表层意思看，柯氏确实没有排斥其历史哲学具有方法论意义。然而，透过其方法论这一层面，从其深层意义上讲，柯氏的历史哲学深刻阐发了获得人的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和意义。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柯氏历史哲学的根本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柯氏不主张把历史哲学并入一般的知识论，而要把它看作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历史哲学是探讨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只要柯氏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能够成立的话，柯氏的历史哲学就必然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的和自律的形式”。进一步说，既然历史不是单纯的事实，毋宁是思想，而思想又是人类理性的重要表征，故而反恩这种历史思想也就等于是在践行人的自我认识。就此而言，柯氏的历史哲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自我认识的学问。对此，巴勒克拉夫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历史学家更加关心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他们使用以事实构成的基础结构来勾划出说明他们对人性及其发展的意义所抱的观点”⑤。由此可见，柯氏的历史哲学旨在揭示人类历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狡猾”——从而实现人的自我认识，并获得对人性的真正理解。对此，柯氏本人曾肯定地说，他的历史哲学将履行历史上种种人性科学想做但又无法做的工作，因而它是真正的人性科学。人性科学是研究人类心灵或精神的学问。“人性”不是一个伦理学意义上性善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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