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事件新工人文学的自我表述问题

“新工人”的概念大致可以追溯到吕途的那本《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该书有意避开了当时颇为流行却极具歧视成分的“农民工”说法，但又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予以替代，于是只好将他们命名为“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因此所谓的“新工人文学”，它指称的对象，并不是截然新鲜的事物。无论是新世纪初应运而生的“农民工文学”，还是今天蔚为壮观的“新工人文学”，“底层写作”的代言抑或自我表述问题，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话题。就此来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那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早已成为讨论这一话题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回顾十多年前的“底层写作”热潮时不难发现，彼时的热闹更多只是“纯文学”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而并没有导向“底层”的真正“发声”。尽管在我们欣喜地读到诸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以及贾平凹的《高兴》时，赫然发现“农民工”群体终于成了久违的故事主人公，但我们不得不马上承认，这种文人式的“代言”其实离真实的底层相去甚远。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底层”，当时并不缺乏较为充分的理论探讨，从意大利的葛兰西到印度的查特吉，各色理论不一而足。但生活经验与文学才能之间的矛盾，终究使得“底层写作”逐渐走向一种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底层”的自我表述，而对一切形式的“代言”都抱有怀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的身份成为写作的重要参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拥有写作才能的人群之中，我们总会对那些特殊经验的拥有者抱有更多期待。

正基于此，许多作家都曾引起“纯文学”的广泛兴趣。比如辽宁作家鬼金，一位写小说的吊车司机，一度引起“底层写作”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因为从其身份以及写作的内容来看，他的作品理应包含底层叙述的常见素材。事实上，鬼金的小说时常围绕轧钢厂这个空间展开叙事，卑微艰难的主人公也多是工人及其子弟，这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工人文学的主要框架。然而又不全是如此，正如鬼金所说，他不为工人代言。他只是从个体生存的角度，体现生活的艰辛、生计的艰难，却不以频繁的死亡来讲述苦难，渲染底层所遭受的伤害。也就是说，小说尽管顺理成章地导向一种坚硬的社会现实，但作者有意要超越底层小说单调的社会层面，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宽广、更加深邃的精神内涵。就像鬼金所说的，要在文字的诗意里寻找心灵和思想的自由。因此，他不是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解决灵魂的问题。他努力在一种大叙事的框架之中融入自我的层面，时时显示出一种虚幻缥缈的“文艺腔”来，小说的意蕴也更为复杂。因此，尽管鬼金身为吊车司机，“底层写作”的代表性显然并不充分。同样，最近风头正健的三位“80后”作家，有着“铁西三剑客”之江湖名号的东北“后浪”，也承受着几乎同样的阅读错位。与人们对鬼金的期待相似，研究者也总是试图将这三位作家的创作与国企改制、东北“沦陷”、工人阶级子弟的历史意识这样宏大的词汇及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这些年轻作者其实是难堪重负的，甚至他们本人也在纷纷逃避这些标签化的阐释。

偶尔，“纯文学”领域确实有个别的另类，以其特殊的写作经验，带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很快，这种“新奇性”也将随着作者经验的耗尽而逐渐消弭。这里可以讨论的是陕西青年作家周子湘的创作。首先让人感兴趣的当然是作者的经历。她辗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打工，曾经作为女工在电子厂车间里偷偷写小说。这里有异乡的漂泊，有劳动的艰辛，由此也当然可以将她视为“打工文学”的实践者。这样的经历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正是这种经历，铸就了她可贵的独特性。不可否认，周子湘具有代表性的几篇小说，比如《惘然记》《天涯厨王》《慢船去香港》等，都能或多或少看到她的个人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历，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符号资本，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作者经历和文学教养都高度同质化，“纯文学”的突围变得异常艰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周子湘的写作虽然有些粗粝，略显老套，但依然显现出不可磨灭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于作者对于底层人群有着非常仔细的观察，甚至有一种如在眼前的感觉，自然真切，并没有刻意拔高他们。一般看来，想象底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是强调民间的活力，将民间世界道德理想化。正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是一种将底层浪漫化的想象方式，并且一度非常流行。而另一种想象则是基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即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庸众的对立视角。庸众是精英知识分子同情和批判的对象，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意在强调民间的藏污纳垢性。周子湘的小说其实对二者做了一种有效的融合。《天涯厨王》里既有李绣娘这种积极乐观、极具人格感染力、特别明亮的人物，也有段寄梦这样体现底层堕落的忘恩负义之徒。更重要的是，在讨论底层的堕落时，周子湘能从社会现实入手来剖析社会。我们注意到，小说里“底层”的所有悲剧几乎都来自人物的执念—他们都要去做一个体面人。《慢船去香港》里不满足于餐厅服务员工作的茉莉，想穿上职业套裙做一名秘书，不惜为此出卖肉体。这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造成了个人的悲剧命运。《惘然记》里的阿昌不满足于开小超市，偏要去学成功人士到商会听课，甚至幻想成为区政协委员，最后他像骆驼祥子一样被城市掏空，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而李梦瑶和她的姐姐骗取阿昌的钱财，却只为追求享乐、去巴厘岛旅游。过去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底层的“作恶”背后往往都是善良的动机，比如骗钱其实是为了给父母治病。而在周子湘这里，她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幻想，体现出极为冷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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