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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主义”的迷惑“美丽新世界”会成为现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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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让—雅克·卢梭那里，福山找到了现代极端环境主义的理论源头。福山认为，卢梭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坚持历史的变化只
在让—雅克·卢梭那里，福山找到了现代极端环境主义的理论源头。福山认为，卢梭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坚持历史的变化只会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
对此，福山最初一直试图证明卢梭对科学的排斥是错误的，他旨在证明，如果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支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逆转的。显然，在福山那里，现代科学技术是具有引导性的，是助推“历史终结”的主要工具。
福山还是“福山主义者”吗？
2000年左右，弗朗西斯·福山写《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时承认，在后来思考1989年为《国家利益》杂志撰写那篇《历史的终结》所遭受的批评时，“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当时的全球科技的大背景，是2000年6月26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6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福山注意到了这一巨大的科技进步，并认为这“将延伸出更多深刻的变革”。而在21世纪初，福山也注意到，赫胥黎当年所预想的许多技术，如试管授精、代孕母亲、精神药物等，基本已经成为现实。
一系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猜想一旦变成现实，对人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和难以想象的，显然福山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他宣称，“目前我们已经接近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我们正处于生命科学进步的里程碑时期。”
这再一次让他想到了《美丽新世界》，并对自己曾经满怀热情而推崇的科技进步变得忧心忡忡。他说，《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
弗朗西斯·福山还引用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Kass）的话说：“与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类不同，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所丧失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
新技术的发展对他的“历史终结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他宁愿冒着巨大的风险要跨领域写作这本《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对此，他说：“当前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带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
福山的“后人类”时代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同样令人不安：人类基因与其他物种相结合，人性消失，人类的概念模糊不清，等级更为森严，竞争更为丛林化。
14年后，尤瓦尔·赫拉利（以下简称赫拉利）注意到了技术革命的加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更多的结合。他认为二者的双重革命，让人类这个物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并担忧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大大扰乱人类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赫拉利虽然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以为然，但在科技进步与人类关系的问题上，显得更为消极和悲观，他甚至担心，现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还是无机生命工程——都为少数人提供这种优越性意识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人类技术是否能最终导致一个理想中的“终结点”，以及是否能服务于多数人的平等目标，福山此时已经不再像写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那样对技术抱有坚定的乐观态度。他觉得国家权力应该去监管生物技术，而且，新的监管制度应当强而有力。
有人注意到了他的微妙改变。2014年10月，英国《卫报》曾在网上邀请读者向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譕i觩ek）发起过一次提问。齐泽克在回答问题时称：“十分有趣的是，甚至福山他自己也不再是个福山主义者，他承认《历史的终结》过时了。”
齐泽克列举了当下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他称之为“一系列潜在的灾难性问题和对抗”，比如生态危机、财政危机、知识产权危机，他还重点提到了一个人类难题：谁将控制生物遗传技术？
齐泽克认为，搞不好，未来的人类世界就像美国电影《极乐世界》里的情景。《极乐世界》讲述的是2159年的世界。当时，世界已经截然割裂为两个空间，富人生活在无污染的人造空间站Elysium（极乐世界），而穷人则在废料成堆、人口过剩的地球上苟延残喘。两个空间之间存在沟通的渠道。但是，朱迪·福斯特饰演的“极乐世界”统治者罗兹严格禁止穷人向Elysium移民。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zonghexinwen/2021/1028/8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