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先进理论与优秀文化的“合金” (3)

他在老师杨昌济“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影响下，组织“新民学会”，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力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青年毛泽东的这些“中国基因”影响其一生。他后来就告诫党内：“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并特别批评了党内“不注重研究历史”的具体表现：“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12]因此，他一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深入学习研究、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且致力于学以致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是古今中外为数不多通读和点评过《二十四史》的人。在毛泽东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名篇佳作、格言警句的引用。事实表明，毛泽东思想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然，毛泽东思想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和积极地改造的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为今用”中的新发展、新成就。列宁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也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1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比如：

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就源于中国古代许多典籍的相关论述，如《论语》中的“学”与“行”，强调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毛泽东常常从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兵法书籍以及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引用战例典故来阐述他的战略战术思想，如通过“曹刿论战”来阐明“敌疲我打”的战术，从“赤壁之战”来分析“以弱胜强”的经验等；

毛泽东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养分，形成了自己以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

毛泽东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把“士的文化”与“农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注重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更善于把高深的马列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尤其表现在毛泽东思想与孙中山学说的渊源关系方面。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一个“中学”“国学”底蕴十分深厚的伟大民族英雄和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他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宣誓要建立一个《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其以“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整个思想学说，不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深厚，而且与马列主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他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新三民主义”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促成了国民党的改造并实现了国共合作。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后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而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开篇就是“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表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4］这种“继承”的关系体现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对中国古代“民为邦本”“君民共主”的“平等主义”和近代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主张，就是对历史上“耕者有其田”策略和孙中山“平均地权”方针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对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5]的高度概括。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等，具有深厚“中学”“国学”底蕴的孙中山思想学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渊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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