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科学史中的时间静止术(2)

要克服历史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共和制的侵蚀，不能因循例外论的保守逻辑，只能通过实证社会科学的介入，将混沌的历史变迁转化为稳定可控的进步。在美国，自由派历史主义也抵制了带有福音派色彩的社会主义话语。尽管历史进程存在多种逻辑可能性，进步主义者仍然认为，工业化带来的阶级冲突只是历史发展的中间阶段，例外论的理想仍然可能在可期的未来实现。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与例外论

然而，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背后还牵涉更长远的思想和政治传统。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忧虑，仍然与对共和制度的焦虑牵扯在一起。美国人对工业化和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担心工商业过度膨胀，会催生经济依附、腐蚀共和美德；另一方面，他们又寄希望于美国的“例外性”能够驯服工商资本主义，让劳动财产权成为培育公民美德的手段，转而巩固共和制度。

美国政治精英将新国家的混合政体看作共和制度的道成肉身，他们感到，作为一个新大陆的新生国家，美利坚共和时刻面临着“向前”与“向后”的两种威胁：一方面，建立共和国意味着逃离旧世界，与欧洲大陆的封建和教权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新生的美国是作为英国辉格党体制的反对者登上世界史舞台的——尽管此时的不列颠代表着十八世纪最先进的商业文明，但它绝非美国效仿的理想对象。

一八七九年，经济学家亨利·卡特·亚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都说明这些曾经繁荣的国家由于在贫富之间不平等的物品分配都走向毁灭……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指示了两个方向：继续前进或后退。”尽管共和话语仍然流行，但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例外论不能永远与静止的时间绑定，而是必须与历史变迁的新观念结合。

通常认为，共和修正学派可分为两支，贝林、伍德代表的“哈佛派”与波考克代表的“圣路易斯派”。两派对革命前的北美政治文化的理解十分接近，都强调十八世纪末，大西洋两岸存在古典共和话语的滥觞。美国革命时期的上层精英普遍使用共和主义的语言，他们声称，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捍卫公民美德、防止权力滥用，因此，必须与腐败的英国议会君主制决裂，在新大陆重建真正的混合政体，除此之外，“美洲人没有其他良药可用”。

用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的话说，通过古代历史来推测人类进步的法则，就如同“通过观察一个四十岁成年人一周的生活来确定他是否在发展”。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取代了历史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现代主义历史意识的代表，他强调历史总是处于永续不断的转变之中，人类的经验只能是“隐含在现在中的将来”。在社会科学中，“进程”（process）的观念逐渐取代了“进步”（progress）。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学者更为强调历史发展与自然过程的相似性。历史主义中线性的时间观念消融了，历史成为一种“无时间性的存在”，因而也更容易成为人类理性控制的对象。

近来学界有种论调，站在“施特劳斯学派”立场上，将波考克视为“历史相对主义”的渊薮，甚至要让剑桥学派为当代的“政治激进主义”负责。这一类品鉴“学人心性”的作品对历史学家意义不大。美国历史学家重视波考克对共和主义传统的追索，主要是希望通过共和主义谱系来重新解释美国史中的众多悬念——为什么历史主义在美国姗姗来迟？如何看待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提问？

《起源》不仅勾勒了美国社会科学源起的思想谱系，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社会科学家们的行动框架。例如，美国社会科学对“客观中立性”的格外强调，与其说是源于某种“民族性”，倒不如说是受到早期社会科学家的出身影响。从镀金时代到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出身阶层逐渐从新英格兰的士绅（genteels）转变为专家（professionals）。

结合这一思想谱系，我们才能理解罗斯为什么将她的著作定名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origins）而非《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emergence）。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美国社会科学大体兴起于十九世纪晚期，是对工业化冲击的思想回应，这一点与欧洲社会科学的兴起过程类似。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zonghexinwen/2022/0627/9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