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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年间的中国女性(3)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尽管大多数作品注重挖掘新社会新气象,但仍有个别作品关注到了移风易俗的艰难,如《雨后彩虹》讲述了新妇女张桂芬所遭遇的婚姻危机——作为贤妻良

尽管大多数作品注重挖掘新社会新气象,但仍有个别作品关注到了移风易俗的艰难,如《雨后彩虹》讲述了新妇女张桂芬所遭遇的婚姻危机——作为贤妻良母,张桂芬孝顺公婆,体贴丈夫;作为非常能干的生产队长,她处事公道,赢得了众乡亲的认可;作为要求进步的农村女性,她“白天干活,夜里带灯学写字”。尽管她处处无可挑剔,甚是可以被看作是新时代妇女的典范,但仍被城里工作的丈夫赵更明所鄙视和抛弃,原因在于多年的劳动生涯使得她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身体魅力:“处处变得土里土气”,“脸被太阳晒成酱紫色,两只手像男人一样,又粗又大”,与丈夫白嫩的女同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张桂芬因此感到很受伤:“你就是再进步,再积极人家也是不要你的。”尽管最后张桂芬选择原谅丈夫的出轨,但她所碰到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当私人领域的变革远远落后于公共空间的发展时,两性的共同进步到底如何可能?可以说,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有待于进一步处理的瓶颈问题。

这些作品的另一个书写重心,是聚焦了传统的爱情、亲情、夫妇之情等私人情感向同志情、战友情、阶级情等新型情感转化的复杂过程,探索了在急剧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可能的生长空间。比如《百合花》以“清新俊逸”的笔触,描写了解放战争时代陌生的青年男女之间相识相知的过程,呈现了相濡以沫的军民鱼水情,指向了新的熟人社会诞生的资源和路径;比如《万妞》对詹老爹一家含辛茹苦抚养新四军遗孤万妞的细致入微的描绘,相当清晰地指向了超越血缘的新型家庭关系的建构,将革命认同的理念从公共场域推向了私人领域;比如《红红的山丹花》对于战火纷飞年代可以生死相托的战友情的铺染,更是将革命情谊的重要性放在了日常生活人伦情感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品大多将故事设置在战争背景下,因而人物的行为逻辑、情感指向乃至价值观念具有战时激进的突变特征,如何将这一变化从非常态转化为常态,从战时位移至和平年代,使基于阶级认同的“革命大家庭”观念可以真正落地转化为革命后重组社会的重要资源,这些小说仍留下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作为对20 世纪70 年代末社会历史转折的一种回应,处在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1977—1980 年间女性小说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无论是思想观念、叙事风格还是美学倾向,与前一个阶段都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1949—1980 年间的女性小说仍具有某种值得关注的连续性特征。这不仅是指,它们共享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具有动态发展性与自我调整性的历史前提;也是指,活跃于这两个阶段的女性小说创作主体大多为同一批女作家;更是指,它们在文学观念及形态上仍然保留着较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在文学观念上,两个阶段的女性小说大多追求文学的社会作用,自觉地将妇女命运的变迁与时代大潮关联在一起;在主题择取上,两个阶段的女性小说都着重展现妇女作为新的历史实践主体的艰难建构过程,以及公共空间/私人领域变革所形成的妇女经验;在艺术手法上,两个阶段的女性小说也大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以类纪实的方式来定位书写者的位置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

基于上述认识,对1949—1980 年间的女性小说的理解显然需要搁置在兼具差异性与连续性的分析格局中,才能更完整地把握其文学史意义。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表现出了如下追求:其一,接续了前一阶段有关妇女解放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思考,关注“工作妇女”的现实境遇与心路历程,但这部分作品数量不多,其激进性也有所消退。如丁玲在《杜晚香》(1979)中,描写了“能劳动”“能吃苦”“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都能生存”的农村童养媳杜晚香,在新中国成长为全垦区标兵并重新找到了“母亲”和“家”的故事。从表面上看,杜晚香的故事似乎并没有脱出前一阶段女劳动模范成长模式的窠臼,即并不甘心只做围着灶台打转的底层贤妻良母终于在公共领域中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故事,但杜晚香身上,显然还被赋予了某种新质:与之前女性小说中的女劳动模范往往被叠加上类似于果断强悍、雷厉风行等更具有男性领导力气质的处理不同,小说突出了杜晚香温和沉静的一面,暗示了传统女性气质在新社会依然有和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转化的空间;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杜晚香充满正气、“讲真心话”的性格特征也得到了凸显,这显然与1976 年后反思型人格的出现息息相关。而从杜晚香所从事的劳动类型来看,尽管仍以体力劳动为主,但被归入了家属队的行列,带有不正规的“次等”劳动的意味,这使得其劳动的价值仍然存在着被差别化看待的危险,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杜晚香之所以能作为全垦区标兵被认可,其实不只是因为其劳动好,而更多是基于其做了大量劳动之外的辅助性事务,如帮别人捎东西,看孩子,帮忙缝缝补补,团结周围的妇女……这样的妇女“新人”的塑造,显然是具有一定的张力性的。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qikandaodu/2021/0714/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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