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妇女想象及其流变浅析年间的中国女性(4)

作为这一时期讲述城市“工作妇女”的代表性作品，谌容的《人到中年》（1980）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任劳任怨、积劳成疾的眼科大夫陆文婷的形象。陆文婷一心扑在工作上，是“称职的医生”，却是“不称职的妻子”和“不称职的母亲”，她也因此心怀歉疚，“工作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面临的双重挑战由此正式浮出水面。不仅如此，小说还进一步展现了陆文婷作为“称职的医生”背后的各种心酸：被历史中断的晋升之路、微薄的收入、简陋的住房以及形形色色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各种精神压力。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中，陆文婷作为“工作妇女”的所谓成功显然就褪去了亮丽的光环，而更多呈现出左支右绌的尴尬和无奈，尤其是其作为优秀技术人员的丈夫傅家杰甚至被戏谑地称为“家庭妇男”式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时候，陆文婷“不为小家为大家”的选择就更显示出了值得反思的一面：是否这就是妇女解放所追求的效果；陆文婷全家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否值得？尽管如此，借助陆文婷的故事，知识分子女性重返历史舞台的正当性被建立起来，从性别视角拷问大历史的合理性，以后也成为女性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时所惯常采取的模式。

其二，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格外关注女性婚恋问题，在此基础上张扬个人情感及建筑于其上的个人自主性的合法性，因此也常常被纳入“新启蒙”文学思潮的范畴。这方面作品的数量相当大，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女性小说转型的一种风向标。代表性作品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包川的《办婚事的年轻人》（1979）、谌容的《永远是春天》（1980）、王浙滨的《情书的真相》（1980）、叶文玲的《心香》（1980）、贺抒玉的《女友》（1980）等。在这些作品中，尽管仍然有《办婚事的年轻人》这样体现了轻物质、重精神的新的社会主义婚恋风尚的作品，但更多的，却是因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所导致的充满了创伤与痛苦的婚恋故事。

在这方面，《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说开风气之先。小说以与共和国同岁的女儿的叙事口吻，讲述了母亲钟雨在“前三十年”凄婉动人的单相思故事。与前一阶段通常处理爱情的方式不同，小说首先将“爱情”放回到了私人领域，并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③这样的说法出发，将爱情与婚姻做了区分甚至切割，从而为爱情乃至逸出于婚姻规范之外的不伦之恋浮出历史地表打开方便之门；其次，小说以这样的爱情作为质疑公共领域合理性的重要力量，展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之下“爱情”的恒久性与动人性，这样的变与不变的处理，通过建构爱情的进步性，指向了对“前三十年”以集体话语压抑个人情感的反思。再次，小说关于性别立场的运用也值得注意，这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女性钟雨较之于出身底层工人家庭的老干部之妻似乎更懂“爱情”的优越性的建构，也有钟雨在威严而不苟言笑的老干部面前颇有“第二性”意味的卑微和克制，还有母女两代人从隔膜到相知的立足于个人性的女性传统的延续。在上述叙事处理中，不难看到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个人话语的崛起、以性别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情感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的建构。

相形之下，同样关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爱情的《心香》，则别出心裁地以男性视角讲述了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下乡采风的画家与孤苦无依的农村哑女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一故事框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所惯常采用的模式——天真而漂亮的哑女，虽然“不会言一声儿，不识一个字儿”，但其赤足撩水的场景相当撩人，导向了一种在自然意义上被认知的女性的美，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又被重新还原为观看的对象；而哑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反复出现的刺绣场景及其被画家欣赏乃至定型的细节描述，则可以被视作是传统女工重返历史舞台的一种标志。也正是在这样的铺垫下，哑女最后以生命为代价偷粮救画家的行为，固然显示了爱情的伟大，却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归。

与上述思考有某种类似，《永远是春天》《女友》等作品，聚焦了从革命战争时代至今普通的革命者之间的悲欢离合及坎坷的爱情之路。如果说韩腊梅与李梦雨（《永远是春天》）错失姻缘主要是因为残酷的战争的话，那么米霞与袁峰（《女友》）最终的劳燕分飞则更让人唏嘘：二人原本相识相知于革命战争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却因袁峰所谓的不当言论及历史问题而离婚，虽然1976 年后袁峰被平反，而米霞也领悟到“诚实虽然可贵，但天真与幼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逝去的青春与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小说都关注到了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个人及个人情爱的脆弱性，而革命者也未必比普通人更能承受/克服这一切。这一从爱情角度对革命者的重新发现，由此以返回人情、人性的方式，构成了对前一阶段相关小说主题演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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