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年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2)

这样一来，对新国民的培养势必会产生对新的国民精神或是国民性的培养。“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1］

从20 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兴起，人们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在触手可及的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焦点，新的国家形象就此诞生。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新中国，是一个以社会关系公有化和生产现代化为标志的新中国。“这种中国形象得以组织起来基于如下一个基本信念：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想象的就应是现实的。新的公有化和现代化时代是如此地使人充满信心和希望，以致普遍地相信很快就能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变’出一个合乎想象的无比美好的‘中国’。”［2］无论有多少欢乐与悲伤，艰难与困苦，矛盾与冲突，勤劳勇敢、朝气蓬勃、热情友善、富有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体现在“十七年”中篇小说中新中国国民的形象。因此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对新国民性的重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社会主义新形象。

还有一些作品是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情境，歌颂两国人民的友谊，表现抗美援朝战斗生活如陆柱国的《上甘岭》、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陆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始终提醒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历史。

2.改革开放形象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程上重要的历史节点，而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正是从此开始形成和构铸的。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开放程度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而不断升华，在改革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各阶层、各方面的矛盾。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篇小说，对“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多方面的，起初是呼唤和想象中国改革开放，关注改革与保守之间的冲突，多方面探索改革遭遇阻碍的原因，如思想、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这一阶段的中篇小说很大一部分都是反映改革生活对人们的影响，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揭示了社会进步的宏伟前景，传递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凸显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特征。

在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正面塑造时代英雄、鼓舞民众信心的同时，作家们在作品中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存在的种种弊端予以及时、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从社会弊病和缺失中呼唤理想的英雄和新的社会秩序。谌容发表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就是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诞生的。小说塑造了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的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呼吁改善科技人才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关注知识分子断代问题。这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社会问题的文学担当，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激发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文学为改革推波助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呼声，引发整个社会的反思，合力形成改革的思潮。

路遥的《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叙写了城与乡存在二元对立、新与旧处于变迁的特殊时代境遇中高加林们的生活场景、奋斗图景与精神困境，揭示了中国人生存处境和“精神性气候”，呼唤改革社会现状的责任和担承。高加林强烈渴望进入城市生活而辜负了真心爱她的农村姑娘巧珍，但高加林的形象兼顾了坚强、韧性和活力，在奔向远大前程的路上，即使狠狠绊倒也能迅速爬起来。无论怎样，国家的改革开放让广大平凡而普通的年轻人看到前景和希望，让亿万国民爆发出强大的奋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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