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年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3)

工人出身的小说家李铁擅写中篇，他在创作谈《面对熟悉的环境》中说：“我伙在一大群工人当中，目睹了新时期以来工厂的变化，企业承包、改制、与外商合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竞争上岗……”大江大河般的改革进程中，许多工人成为国企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命运承担者，如《乔师傅的手艺》等作品。中国工人面对改革与转型有迷茫，更有工人阶级的使命感和国家荣誉感，像《我们的负荷》中的主人公孙兆伟拒绝权力诱惑，在国内企业与外商的合资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的资产评估值，挺身而出，大胆提出发电机组达标试验的建议，通过技改、抢修和调试，使原本常年不达标的机组达标，让外商提高了投资额，为国家赢得了利益。

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它持续了40年并仍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是国家的伟业，也是亿万国人共同的事业，更是国家的光辉形象。只不过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它显得尤为突出，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的不断清醒，关于改革开放的文学叙事也在不断地丰富，因而与此相对应的国家形象也就不断在更新变化，将愈来愈呈示出更加开放、更具亲和力、更加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大国形象。

3.维护主权形象

军旅评论家朱向前曾有一篇文章叫《中篇合为时而著》，他认为新中国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是在八十年代，1982年，中国文坛问世了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

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一批热血青年经过自卫反击战的战火洗礼，锤炼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军魂群像。雄浑悲壮的故事、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饱满丰富的情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宽阔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使这部中篇具备了经典的品质。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几位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以其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感动和净化了一代人的心灵。这部这部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军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宣示出中国为维护主权敢于亮剑的国家形象。

韩静霆《战争，让女人走开》展现的是部队开赴前线前夕，刚到部队来共度春节的军嫂们悲喜两重天的情感。朱苏进的《射天狼》、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等作品都是反映和平环境里的军内生活和当代军人风貌。我们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文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是想象与现实二者相互统一的。同样是写军事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20 世纪80年代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就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在建国初期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后者敢于正视现实，在展现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场景，也深刻反映出部队中的某些现实问题，有家国情怀的坦荡洋溢，也有尖锐的批判，比如朱苏进《射天狼》极富艺术个性，刻画了和平年代军旅人物的光荣与梦想、无奈与痛楚，呈示出军营里或明或暗的人际纠结、人欲物欲。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忠实于生活，勇于直面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开掘生活的真理之路。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文学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需要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缩短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以丰沛的文学想象创作、反映更真实的国家，使文艺作品更加贴近大地和大地上人民的生活实际。

4.日常世俗形象

日常世俗的国家形象其实可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另一幅面相。世俗化，在马克思·韦伯的话语体系中指“祛魅”，即去除宗教神圣性的过程，宗教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逐渐退回到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用在本文的语境中指的是国家形象的“去政治化”过程。当代中国曾经高度政治化，政治无处不在，充斥着文学的各个的角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由“政治中国”向“经济中国”转型，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及国家权力不再全面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了相对明晰的分界线，国民的个人精神需要、物质欲求等世俗欲望都得到了肯定，而世俗日常生活具有了现实的“此在”意义。

1982年，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发表，这部被誉为世情小说、文化小说的作品使中国当代小说出现了新的叙事方向，拉近了文学与世俗生活的距离，显示了日常生活在社会历史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本体性价值。这是八十年代很值得关注的一部中篇，它拓宽了文学的疆域，开启了文学中呈示日常世俗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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