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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主义与自私的基因 陈嘉映(2)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这种“扩大化”的思路恐怕过于简单了，让我们为难的，总是自己的意志往往与“社会意义”不合，对全体有利的事往往对自己无利，这些是硬邦邦的事实
这种“扩大化”的思路恐怕过于简单了，让我们为难的，总是自己的意志往往与“社会意义”不合，对全体有利的事往往对自己无利，这些是硬邦邦的事实。无论暗中还是明中怎样感觉，并不能加以改变。自利与公益当然也有重合的时候，你生性抠门，什么都省着用，这有利于环保。不过，我们不愿用这类例子来解释自利与公益的联系，因为抠门人在花费自己所有时抠门，在使用共有物品时却可能大手大脚。
从个人的自利恐怕很难“开出”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愿望。其实，达尔文早就指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扭曲：个人的自利是行为的动机，而最大幸福原则“与其说是行为的动机，毋宁说是行为的标准更为正确”。[5]功效主义的逻辑并不是要从自利动机演绎出利他动机，而是要从那里演绎出利他的“客观效果”。
▌自私的“基因”
人皆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功效主义原理也是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等科学的基本预设。关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已经说了一点儿。与此相似，新达尔文主义声称生物所“追求”的是最大化其基因复制。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著名的科普书，题目叫做The SelfishGene《自私的基因》，大意是说，自然选择的单位是基因，生物个体，包括我们自己，都只是基因复制自身的“生存机器”，而基因则是这台机器的“发动机”。从长时段的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善于保护自己和复制自己的基因留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自私的”基因留存下来，“成功的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6]生物个体作为基因的载体，体现的只能是基因的特性，“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是自私的”，我们人类既然也是长时段自然选择的结果，理所当然，“我们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
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各方各面的支持造就了人性自私论的强势。而在当代中国，自私论的泛滥还有社会缘由。本来，自私自利，私和利这两个字，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中国是个君子国，君子喻于义，都是重义不重利的。到了新中国，自私更成为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最自私，小资产阶级比较自私，共产党大公无私，吃喝住用都由公家提供。到新新中国，中国人更加进步，不仅行为不可自私，自私的念头也要不得，为了尽快实现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全民“狠斗私字一闪念”。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最新中国，观念大逆转，自私不仅从首恶的席位上退了下来，而且报章杂志上的评论似乎都把“人皆自私”当作众所周知的公理。我们普通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感知怎样思考的，一旦发言论理，也言必称人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仿佛言私言利的欲望压抑了两三千年，突然爆炸开来。
利他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动机实际上是自私，就像表面上看起来太阳环绕地球旋转，实际上是地球在环绕太阳旋转。自利动机怎么一来就产生利他这类表面现象，扩展开来，就是互惠的利己主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按西洋人的粗俗说法，就是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 scratch yours。
达尔文一向思考周全，这位进化论的创始人早就想到演化论会带来怎样解释利他行为的难题并尝试“完全从自然史的角度”加以解决：虽然人像其他生物个体一样从自利开始，然而，“当部落成员的推理能力和料事能力逐渐有所增进之际，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如果他帮助别人，他一般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这样一个不太崇高的动机出发，他有可能养成帮助旁人的习惯”。达尔文虽然尝试这条思路，但他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后世的生物学家没有超出这条思路，例如，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认为：“一个能使他的朋友最大化和使他的敌人最小化的个体将有着进化上的优势，……我认为这种进化上的因素已经强化了人类的利他主义和同情心，同时在伦理学上淡化了对于性以及侵略本能的接受。”[14]
沿着类似的思路，博弈论通过计算证明，在重复发生的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采用某种合作策略即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策略，与一味欺骗、背叛相比，对自己更加有利。从前很被批判过一阵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也属此类。
互惠的利己论能够解释大量的互助活动。而且，把互惠利己说倒转过来，同时就解释了报复——“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其实，即使不了解高深的理论，谁都知道，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或有可能得到好处才帮助别人。谁都知道，舍利求名有时是一种“间接互惠”。谁都知道，血浓于水，家长“护犊子”仍可以归在自利范畴之下。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zonghexinwen/2021/1001/8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