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2)

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申、范、师、郭这四家是为首的。他们不仅取得了别的富户的支持，而且把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拉拢到他们一边。这些人替他们当差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分赃。至于其他老百姓，那就正如乡绅墓前的石龟一样，背上镇着石碑，永世不得翻身，地主对他们采取的是愚弄、恫吓和分而治之的策略。[11]（P51）

这背后，是基层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典型样态。在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于统治形式为君主制，于行政运作为官僚制，于权力结构则为郡县制”，而其间政府与乡村之关系“可从两句古话中窥见一斑。一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君主权威至高无上；一曰‘天高皇帝远’，表明王权并非无所不能，除征收赋税及维持秩序之外，亦无意干预乡村社会的日常运行”[12]。这种“王权不下县”、乡村事务主要由地方权威负责的自治状态，被社会学家以“双轨制”“上下分治”“皇权无为”“绅权缓冲”“长老统治”等不同概念予以解释。但这种统治结构在民国时期出现两种变动：一是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努力将权力下延，希望通过区级组织建设逐步突破绅治，扩大提取乡村资源的能力；二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传统士绅阶层逐渐没落，新式读书人向城市流动。两相交集的结果，即出现所谓“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形。其中，“公正之士，高蹈邱园，必多方敦请，始允与闻县事”[13]（P1039），于是，“土豪劣绅”遂成当年“基层中国”的主要支配者。这些土豪劣绅还往往演变为“赢利型经纪人”，“一村的乡绅便是一村的军阀，这些土豪劣绅在农村之中包揽一切地方公务，霸占祠族庙宇及所请慈善团体公益团体的田地财产，欺压乡民，剥削佃农”[14]（P102-103）。钱文贵、江世荣等所行所为，正是赢利经纪人的例行行为。当然，以中国乡村之广，较此更糟糕的绅治也是存在的，如淮北区长（由乡绅担任）的威势，就非一般华北乡绅可比，“（他们）总是有十多个带盒子炮的卫兵跟随着，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而且擅操生杀予夺之权”[15]。其间地主与农民关系近于欧洲中世纪庄园主或西藏贵族之于农奴的关系。势力庞大的地主为所欲为，如盐阜大地主柏连聪在柏姓农民家中吃饭，见其女生得漂亮，竟当众抱到房中奸污[16]（P438）。其恶霸行为，黄世仁大不能及。不过就全国而言，这类土皇帝与白嘉轩式“公正之士”，都是小概率存在。《桑乾河上》之所叙者，则为民国乡村社会的一般情形。

（二）对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的呈现

《桑乾河上》述及的文化认同包括三层。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认同。这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关系，也包括同宗、同族之间的恤助关系，如侯忠全住“到侯殿魁的两间破屋里去，算是看在一家人面上，没要钱”[10]（P140），又如任国忠安慰惶恐的“年轻的地主”李子俊：“你的佃户，同姓的又多，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10]（P191）二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乡里认同。“所谓地缘关系，即不同家族同一地域聚居而存在的关系。暖水屯二百来户人家不是亲戚便是邻居”“由于这种关系，斗争地主时，屯里的农民往往拉不开情面。”[17]三是事关灵魂皈依的宗教认同。暖水屯既有寡妇白娘娘请“白先生”等类似扶乩的民间活动，也有侯殿魁宣讲的“一贯道”，说是“荒乱之年，黎民遭劫，入了道，可以骑烈马上西天”[10]（P144）。这三层文化认同在小说中有力地支持了政治经济统治结构，如佃户郭柏仁去向李子俊女人讨要红契时，女人一哭，他就彻底放弃：“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了。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10]（P229）侯忠全更彻底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他）把一切的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10]（P141）

那么，《桑乾河上》刻画的这些文化认同，是否符合乡村真实呢？应该说，小说中秘密宗教皆有事实依据，“白娘儿都有原型，每个村都有一个能掐会算的，能看风水、闹巫的，当时（温泉屯）村里没什么娱乐活动嘛”①。而一贯道在1940年代兴盛于全国，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但是，对此类文化认同的价值判断却分歧甚大。以《白鹿原》眼光看，这些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文化除个别为邪乱之举外，其他多为“教民以礼义”的“治本之道”[18]（P93）。《桑乾河上》则显然持否定态度，视之为软性统治，认为农民如果都信守此三层认同，乡村统治结构就永远不会改变，也无需改变。那么，哪种态度更接近事实呢？比较起来，还是《桑乾河上》更令人信服。韩丁在《翻身》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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