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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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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住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11]（P51-52）

此种看法颇为清醒。本来，在“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土地集中之趋势，渐次形成”[19]（P1006）的局面下，民国乡绅阶层要控制农民几乎是“自然天成”，因为被统治者的理智选择是臣服，而非抗争，“无论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或只是‘颜面’问题，维持与乡村名流的关系都比维护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更为紧要”[20]（P510）。在此情形下，如果文化还进一步将顺从秩序的价值观作为“天经地义的又简单不过的事”[18]（P79）输入农民的心灵世界的话，乡绅阶层就“将大众置于那些使主导和压迫的社会关系显得自然，因而将‘真正的’生存条件神秘化的那些意识形态之下”[21]（P356）了，其统治就更稳如磐石。

对以上两层扼制农民“身”“心”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发现，使《桑乾河上》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见的深度。此前，鲁迅及“乡土文学”诸家虽对宗法文化的戕害多有深描，但对政治经济的不对称关系却甚少涉及。沈从文等“抒情派”将农村处理为病态都市之外的“供奉人性”之所，权绅之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控制则被不露痕迹地“遗忘”。那么，《桑乾河上》这种高精确性呈现是否意味着其写作不存在话语介入？答案是否定的。“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22]（P76），《桑乾河上》与《故乡》《边城》皆不例外，区别仅在于框架有异。比较起来，《桑乾河上》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较之启蒙、抒情框架更贴近“基层中国”的实际。此种框架对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对结构性不平等之下民众生存处境的呈现，可谓法眼如炬。这正是《桑乾河上》故事策略之所在。不过，马克思主义实亦有左翼马克思主义与延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别，《桑乾河上》对“基层中国”社会结构的发现偏于前者，这表现在它拒绝以阶级为唯一的社会区分概念。本来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关系往往成为乡村社会及其个体的唯一的排他性准则。《桑乾河上》与此有异，暖水屯各色人物的生活逻辑都是阶级、宗族、宗教乃至乡里杂糅的结果。由此，《桑乾河上》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中最能呈现斯科特所言社会异质性的作品：“阶级并不是村民唯一的社会经历”“宗派、邻里和亲属纽带，也造成了各自的分裂线，而这些并不总是完全和阶级一致”[23]（P170）。可以说，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使丁玲对暖水屯“前史”（尤其是基层中国社会结构）的讲述具有强烈实录特征。那么，小说有关翻转社会结构的土地改革过程的叙写，是否还具有这种几乎契合无间的实录特征呢？

二、“身”“心”再造之叙述

怎样叙写农民对于绅治之下乡村社会“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24]（P246），无疑是难度系数更大的叙事工作，因为“乡村地区呈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它是一个广阔的、多样化的、变幻无常的舞台”“居住着许多社会、经济、心理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各个群体对他们各自所处直接环境兴衰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20]（P446）。因此，《桑乾河上》在这一层面有关土地改革本事的实录成分下降，而其话语介入更见复杂与纠结。

不过，“实录成分下降”并非说《桑乾河上》开始大幅脱出丁玲的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其实不然。由于有意记录“土改工作的过程”，《桑乾河上》对土地改革过程的叙述仍保留了较强的实录性质。这突出体现在《桑乾河上》对土地改革障碍的叙写。在小说中，文采、杨亮等工作队员进入暖水屯后，工作并未如想象般顺利，而是遭遇到两重思想障碍：一是来自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伦理障碍。这主要指诸多农民相信“老理”，如郭柏仁去李子俊家讨要地契前说：“唉，地是人家的嘛!”[10]（P225）连张裕民见到钱文贵都是“二叔二叔的叫”[10]（P31）。二是变天思想。小说中，国共之战谁能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始终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一把利剑。钱文贵以此威慑农民：“你等着瞧，看这暖水屯将来是谁的？你以为就让这批泥浆腿坐江山？”“等将来‘国’军一到，共产党跑了，我看你们仗谁去？哼，到那时候，一切就该复原了。”[10]（P30）农民们更为此顾虑重重。因此，土地改革必然出现盘根错节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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