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4)

这两重障碍，一涉及与“心”有关的认同结构控制，一涉及与“身”有关的政治经济结构控制。究之史实，这两重障碍皆为实录。实际上，即便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时，温泉屯农民仍不那么主动：“出乎土改工作组意料的是村民们对分配胜利果实的态度，并不如想像般的那么积极。”①据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播出的《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那么，农民何以面对翻身大事不甚积极呢？当地文化工作者谷新声认为：“人家的土地是祖上留下来的，就是银子买来的，咱们分人家的合适吗？”“本乡本土的，祖祖辈辈东家是东家，佃户是佃户，分了以后咋见面呢？”[25]（P26）赫贵文则将变天思想指认为重要原因：“万一国民党打回来怎么办，这种想法占很大的一部分。”②据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更广泛的史料显示，宗族、乡里、宗教的障碍作用是全国性普遍现象，“先行土改的陕北根据地”“屡屡发现宗族传统是共产党阶级路线的最大障碍”[26]（P85-86）。至于变天忧虑，不但普遍，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如幽灵般存在。据载，解放初期湖南沅江地区开展土地改革：

有的地主暗地里威胁贫农积极分子说：“还记得民国十六年吗？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有的地主利用金钱、美女，收买个别立场不稳的人，为他们做探听风声、通风报信的“包打听”和疏散钱财的“防空洞”；还有的地主利用宗族、宗教和青、红帮会等关系，暗中大搞反革命串联，妄图进行武装暴动……有些苦大仇深的老实贫雇农，他们顾虑重重，有苦不敢倾吐……（甚至）只要望着土改干部一走来就远远地躲开。[27]（P35）

事后观之，这几乎匪夷所思，然而历史正是如此。这意味着，变天是较“老理”更为严重的土地改革障碍：农民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敢与乡绅阶层公然对抗，哪怕是人民解放军已将其军事力量驱逐到台湾。对中国农民的这种惮于反抗，也甚感不解：“难以理解的是，一群无家可归、饥饿难忍、处于绝望境地的逃难者，在遭受洪灾或饥荒沉重打击的土地上到处流浪，为什么不在自己遭受毁灭的地区团结起来，向有关州县官员索取一些救济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处于饿死边缘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所得的回答毫无例外，都是‘不敢’。”[20]（P443）何以不敢？韩丁有深具历史感的解释：

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11]（P59-60）

以此而论，农民对于变天的恐惧确实有历史和现实根据。因此，《桑乾河上》准确地将变天思想列为小说再造叙述的核心问题：“（当）全国解放战争马上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6]（P160）。

可以说，《桑乾河上》对于变天、“老理”两层心理障碍的把握极为精确。当时华北土地改革有明确指示：“贫苦群众也有的存有‘正统’与‘变天’思想，如有的说：‘人家的肉安在自己身上长不住，穷富在命’；‘斗争了人家，国民党过来了呛不了。’故工作一开始，首先要打破群众思想上的障碍，启发阶级觉悟，让其翻心。”[8]（P98）这就把“翻心”设置为“翻身”之前提。因此，“启发—觉醒—反抗”就成为小说讲述农民从“旧世界”转向“新世界”的内在机制。为此，丁玲几乎实录了当年访贫问苦、思想启发、农民也因此逐渐觉醒的事实。如对郭柏仁“地是人家的”的说法就有农民反对：“人家的，人家的，你十二年的租子，还买不下那几亩地！”[10]（P225）这些个体觉醒的汇聚，最后汇成农民的群体反抗。“基层中国”由此再造。可见，此种思想性再造机制与当年土地改革逻辑比较接近，但最大疑问也在这里：温泉屯土地改革的完成真的只是或主要是依赖丁玲等苦口婆心的“翻心”工作？细读《桑乾河上》，可发现一些与思想觉醒毫无关系的信息：“参加的人一加多，那些原来有些怕的，好像怀了什么鬼胎的人，便也不在乎了”“河流都已冲上身来了，还怕溅点水沫吗？”“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10]（P280）。这显然是农民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实用主义权衡。考之温泉屯史实，可知有两层与此相关的翻身本事被《桑乾河上》予以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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