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5)

一是删除军事配合行为。据张裕民原型曹永明之子曹树林透露：“（开始）长工、短工、贫下中农根本不敢分。斗地主的时候也不敢参与，后来工作组联系上了南面大山里的游击队，游击队到村里做宣传，为土改保驾护航，这样百姓一看有游击队撑腰，就开始斗地主、分田地了”“游击队白天来村里开展工作，斗地主，晚上就撤回山里”[28]。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即是小说中章品原型张雷。《桑乾河上》重点描写了章品对暖水屯土地改革的指导，但从未提及他带队伍、以枪杆子保证土地改革进行之事。小说甚至提到章品曾领导游击队，但出现在暖水屯的他只是“单人匹马的走”[10]（P325）。这是有意识的淡化处理。实际上，类似武装配合之举不仅是温泉屯的客观事实（丁玲等工作队撤离后张雷继续领导涿鹿土地改革），而且也是华北土地改革在国共拉锯地区鼓励并采取的得力措施：

（土改）这一斗争的开展，离开武装斗争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注意建立与加强群众武装。这些地方群众武装的名义与形势【式】不一定机械的叫“游击小队”或民兵，基本上应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组织“解放队”“翻身团”、“获地队”等。因为这些名称的群众武装最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更能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更适合广大群众的斗争需要。[8]（P134）

以此可见，在实际土地改革工作中，武力优势（哪怕局部优势）是与“翻心”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措施。事实上，温泉屯土地改革的最后完成，有赖于张雷组织的“护地队”：“护地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土地的”“（张雷）经常就下来在【这】召集这支部的书记”“宣传党的政策，有什么国民党还乡团骚扰了，他们给出点主意想办法”①此处所引材料，据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播出的《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桑乾河上》在结尾时虽提到“翻身”农民去帮部队修筑工事，但“枪”的问题毋宁是被处理为土地改革的结果而非原因。

二是回避和淡化土地改革之“非革命”史实。回避是指删除华北土地改革中较多存在的流氓无产者投机现象。赵俪生回忆：“（赵德尊）1947年在河北平山全国土地会议上发言，竟敢在那么些大人物面前说，土改中积极分子80%是流氓。我佩服他的勇气。”[29]（P141）相关史料也多不胜数，如“（党员李永祥）由于男女关系混乱，不好好生产，种的地大部是草比庄稼高，上级以棉换布时，叫他织布，在大会上公开抵抗不织，且说：‘坐了禁闭也不织’，个人光棍好吃懒作，走到谁家吃谁家的，有‘农狗’之称”②据河北省档案馆所藏《平山县六区冷泉村土地改革检查报告》，馆藏编号：520-2-651-1。。丁玲对类似事实应有所历闻，但《桑乾河上》仅淡淡涉及，如“老秀才这次又写了黑头贴子到县上去，告村干部是‘祸国殃民、阴谋不轨’，说他们是傀儡”[10]（P18），“听说地还没分，多少好绸缎被子都已经放在干部们的炕上了”[10]（P69）。不过此种涉及多限于日常自私而没有上升到违法或反伦理程度，虽提到张裕民“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10]（P61）、“逐渐腐化了的张正典，对生活已经有了享受的欲望”[10]（P69），也未为他们设置具体流氓行为。

以上两层删除和淡化，无疑削弱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力度。那么，丁玲为何如此处理？当有两层原因。一是“启发—觉醒—反抗”叙述机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设置中，“新世界”的开启必须以对阶级、国家和历史正义的领悟为途径，但上述史实显示了另一真相的存在：无翻心亦可翻身，即农民在未“生成积极参与革命的价值诉求和作为革命阶级成员的集体认同”[30]的情形下也会藉武力优势投身分地、分财，甚至“农狗”之类的人物不过是把革命看成可利用的谋取经济、权力或性资源的机会。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它正是在长期与各色投机群体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完成“自我净化”并实现自身阶级解放、国家富强的目标的。但对叙述而言，引入这类“非革命”的复杂性，无疑是风险系数甚高的问题，故将它们零散化、边缘化处理是最宜选择。二是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伦理所致。《桑乾河上》兼有以文字参与“新世界”创建之价值。中共革命眼光阔大，重翻心过于翻身，其原因即在于它要通过思想觉悟造就无数无私新人进而创造公平、富强的新国家。在革命的视界里，钱财收益（哪怕杀富济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新理”重新理解历史、改造现实。故丁玲即便深晓农民未必有兴趣翻心，即便知道枪在土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她也需要淡化、删除此类信息，进而引导读者从阔大的历史正义来理解“中国的变化”。此即理查德·艾文思所言“在掌握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可以被用来预测未来，从而塑造未来”[31]（P56）。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网址: http://www.kxshzy.cn/qikandaodu/2021/0714/7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