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7)

农民的思想在他上升的时候就变得快，当他下降的时候就变得慢。新中农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有一种“报恩思想”，报共产党的恩。可是他们对群众的关系就是新统治者。他们为了报党的“恩”，常常代表党向群众“讨债”（什么事情也质问群众“谁给你翻的身呀？不是八路军你有今天？”）一般表现对工作“热心”，而对群众非常厉害，实际上帮助党脱离群众。[33]（P237）

问题是，“对群众非常厉害”往往并不限于工作作风，类似《古船》中赵炳、赵多多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呢？这些消极现象，对体制、人性皆有洞察力的丁玲不会一无所知。实际上，《桑乾河上》对“感到风暴要来”“感到大厦将倾的危机”[10]（P271）的“丰满”“白嫩”的李子俊女人的描写，多少透露出了这些方面的隐忧。但丁玲终究不愿实际上也不能重返《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写作立场，新统治者的问题自然随之隐失。

与翻身本事重构相似，《桑乾河上》有关翻心本事的改写也存在一定复杂性。小说在农民庆祝土地还家的喜悦中写了两层翻心：一是侯忠全等对旧世界文化认同的告别；二是农民对自私自利等人性弱点的克服。两者都指向新的文化认同的产生：就村庄而言，表现为“对自己伙要让，要彼此相让，这样才会团结得好”[10]（P423）。就国家而言则表现为对党的感恩。这是以阶级、国家之大历史重建农民个体的精神世界、再造“基层中国”值得期待的结果。考之史实，这的确是温泉屯村的事实，“每个村民都乐得合不拢嘴，很多家里全部供上毛主席像”[28]，也是华北土地改革普遍的事实，“（农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子，盼望着自己的收成。他们不欠任何人粮食，也不欠任何人钱”“被逼着卖掉儿子，并且自己也曾被卖掉两次的武魁媳妇，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我像是由地狱进入天堂了’”[11]（P176-177），“他们家家户户去掉了灶王爷，挂上了毛主席像。门口的横联是‘劳动门第’，而不是‘诗书门第’”[8]（P201）。但以崇尚平等、互助、劳动、集体特征的新文化认同的建立，却还是比小说复杂得多。其实，直到土改结束第一层翻心都未结束，第二层翻心只能说略有触及。前者表现为农民与宗族、乡里等旧认同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仍用旧的乡里感受判断历史，比如，“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34]。不过从社会学眼光看，这倒是革命与乡土关系的常态：“新制度的威力只是压抑了继续潜在的宗族力量”“一个有几千年长久的传统秩序是不会断然消失的”“在同宗内地主被打垮后，同宗农人的认同仍是强有力的”[26]（P95）。究其原因也不复杂，因为“中国人的交往圈主要是熟人社会”，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作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在其社会关系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保持彼此往来的和谐与稳定”[35]（P141）。这注定了旧的宗族、乡里关系的持久力量。对于后者（克服自私等人性弱点）的处理，《桑乾河上》不免失之轻巧。譬如，小说中“这些自私自利的人”（指村干部）主要限于“为芝麻大一点地，就闹不团结”[10]（P430-431）的琐细毛病，而且较容易地就在自惭中得到纠正。至于《古船》《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中频频出现的“革命者”玩弄革命于股掌之上的现象，则基本上不曾涉及。

可见，《桑乾河上》对于暖水屯背后“新中国”寓言的叙写，无疑存在较多删除与虚构。而在有关翻心翻身的乡村再造过程的讲述中，以及对革命之前乡村软、硬社会结构的还原中，都既存在与本事真实高度契合的部分，也不时与客观的现实之间出现缝隙。如此本事重构的背后，与丁玲写作之时土地改革的诸种问题尚未充分暴露有关。比如，在工作队撤离温泉屯以后，“大部分地主”“都反攻倒算”“死了好些共产党员”“张雷成立护地队，又把这些人‘砸血脖’”①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一类的事情，丁玲写作时并不了解。但更主要还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诉求，在于“必须把‘中国’造出来，将处于自然状态、纷纭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讲进一个有开头的有结尾的故事中去”[36]（P28），而土地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包括翻转“低层机构”、重组乡村基层政权，也包括创造崭新的以崇尚平等、劳动、集体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后者之重要，甚至超过前者。故《桑乾河上》书写“新世界”时以未来主义方法，有意取舍本事而构制相对理想的“我们的明天”，大约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与多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一样，《桑乾河上》在再造“基层中国”时也存在写新不如摹旧的弊病。不过，即便丁玲生在今天，她恐怕也不会认可在“告别革命”思潮中借势而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后者笔下（如陈忠实、张炜、李锐、方方等涉及土地改革或革命的小说），“旧有体制往往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美化，或者由于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恢复声誉”[37]（P17），但对丁玲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而言，“现存的不平等”正是发生在乡绅与民众之间硬、软双层控制型社会结构。随着中产阶级文化逐步获得当今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桑乾河上》的记录与再造“基层中国”的努力亦日见珍贵。这不但指它可为今日知识界“重建乡绅文化”的呼吁提供有益的反省视角，也可以见证中国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不驯从于现实的特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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