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6)

三、作为寓言的暖水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强烈未来主义倾向，不太强调艺术真实与自然真实的高度契合。1934年，日丹诺夫如此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这种描写并不是烦琐的、死板的、也不只是作为‘客观的现实’来描写的，而要把现实按它在革命发展当中的情形来描写。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改造及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文学“应该善于展望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是由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在今天已经准备好的”[32]（P19-21）。应该说，此种对“真实”的理解，非常切合《桑乾河上》“身”“心”再造叙述中的本事改写。而处在再造叙述中心的暖水屯，越近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就越具有国家民族寓言色彩，亦越多承担现实中国乡村问题的“象征性解决”的重责。这意味着在暖水屯逐渐演变为“新世界”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仍会深度介入小说对土地改革史实的实录和改写。

对应于硬、软两层乡村社会结构，《桑乾河上》也从两个层面呈现了清算斗争之后逐渐凸显的“新世界”图景：一是政治经济结构的翻转。小说中随着钱文贵倒台，“八大尖”彻底丧失了旧有统治地位，一批出身贫苦农民的“新式精英”走上前台：“村长江世荣已经撤消了，赵得禄当了村长，叫李宝堂郭富贵做村副”“农会还是程仁。”[10]（P446）新的基层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统治中国乡村千年之久的乡绅阶层永久逝去，也意味着“王权不下县”“上下分治”政治治理模式的结束。二是文化认同结构的翻转。这指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宗族、乡里、宗教等认同逐渐被阶级认同整合并取代。在小说中，诉苦是翻转关键：“土改前乡村社会中的分化和农民的疾苦是客观存在，但这种种痛苦弥散于生命之中通常无处归因。通过诉苦，农民开始将苦难归因为地主的‘剥削’”，由此，诉苦“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与新的国家的关系”，“昔日生活在宗法秩序中的农民在自身破除樊篱获得解放的同时，通过阶级这个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进程建立起联系”[33]。这中间，侯忠全的“醒过来了”具有寓示之意：“（他）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他曾“把真理放在看不见的下世”，“可是，现在，下世已经成了现实，果报来得这样快呵！”[10]（P417-418）在新的文化认同中，传统的邻里互助、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哲学都得到凸显。关于后者，富农胡泰也认为“过去捐税大，坏人多”，“如今讲的是平等，有话就能说，有什么不好？”[10]（P410）如此“身”“心”俱变，暖水屯的故事就自然成为“新中国”的故事。

那么，《桑乾河上》关于翻身翻心以后的“新中国”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史实呢？就翻身而言，实录成分较重。曹树林称：“（土改）那变化简直就是翻天覆地、天壤之别。土改前我们家无房无地，只能给地主家当长工，即使我们干活实诚，可得到报酬根本不够吃饭，随时都有饿死的可能”“（土改）共分了三亩葡萄地，三亩河滩地，三间正房，三间南房，还分了一匹大马，当时家里感觉一下子成了富人”“每个村民都乐得合不拢嘴”[28]。丁玲也回忆说：“村子里的人们欢腾的开过了土地回家大会”“月亮象水似的涌入每一个小院，温柔的风轻轻送来秋天的花香，在每一个小院里我看到了希望和肯定。”[6]（P140）此外，新旧乡村精英之间的新陈代谢也与小说无异。不过细究史实，可发现仍有某些重要翻身本事未能进入小说。一是军事胜负未定之际农民、地主、共产党之间的“非阶级性”关系。其实，土地改革前后，涿鹿地主、农民都在谋划宗族、乡里意义上的合作，“合作”不成则彼此都陷入忧惧：

中小地主都逃跑了，都跑了敌据点去。据说涿鹿几座大店全住满了地主，住吃皆无，有的地主给我们捎信，有的地主向农民订同盟，“八路来了，你就说改革了，敌人来了我就说你已退了”。还有些地方，农民地主都不敢要地了，许多山药谁也不敢收（如桃花一带），我们武装活动强的地方，农民见到我们就哭，不叫走。武装活动弱的地方有些是相持的。[8]（P147）

可见，农民翻身的完成，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战争胜利，而非民众的自我组织与斗争。二是新式精英之于乡村的操控。对此，丁玲不愿叙述。其实，土地改革期间革命腐败并不鲜见。赖若愚曾指出新中农（主要是土地改革后经济地位上升且担任领导职务的积极分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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