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相同，而现象则是多种多样的(2) - 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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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相同，而现象则是多种多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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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革命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时，必须密切联系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分析具体情况，得出具体结论。不联系实际，不回答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没有一点用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指导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具体结论，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会因国情不同而各异。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现形式。基本原理是统一的，不变的，这是本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但具体结论却是不断变化的，这是现象。本质的统一性和现象的多样性使两者相结合，形成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

(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提出来的，也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诞生25周年之际，为德文版编写了一篇序言。序言里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248“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会变化的，因为它表述的是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不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而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却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决不能把某些具体结论照搬到历史条件不同的时代、国家中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修正主义；照搬书本上的、别国的具体结论，这是教条主义。两者都会给革命斗争带来损失。

毛泽东多次强调这个道理。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总结建党21年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一条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指导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重申这个原则。他说，我们中国的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应当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2]261，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根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主张，“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2]260，强调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2]260

1959年毛泽东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谈话时，强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仍未改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自己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3]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4]8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际上讲的是两点：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弃。所以毛泽东再三强调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在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此发轫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的含义。

(四)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本国的具体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不同时期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照搬国外的经验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忽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批判马列，成为一种时尚。经常有人用一种轻佻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不时就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是错误的，那个原理过时了，不管用了。例如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有空想成分，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清除这些空想成分，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还有人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缺陷；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阐述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这就令人不解：一个不管用的理论，怎么中国化也还是不管用！类似的“理论”，往往出自权威机构、权威理论家之口，一度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几乎成为主流。这些理论家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基本上不读经典著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条”都没有，怎么会有教条主义可反呢？这样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只能是不讲马克思主义，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洋教条”泛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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